草 原 情 结 奏 鸣 曲
草 原 情 结 奏 鸣 曲
莫嘉瑯
序
高亢豪爽、音域宽广的伊克昭民歌、二人台，辽阔悠扬动人的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长调，抒情委婉优美的东蒙民歌……好丰富，好感人的音乐啊！是它拨动了一个个上海音乐学院莘莘学子的心。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的贺绿汀老院长带领我们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为的是振兴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事业。还有《乡村女教师》（前苏联电影）的影响。于是，一个梦：“这是一个很有音乐天赋的民族!也许那里还是钢琴教育的处女地，也许我应该做一名开拓者……”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的批示，我终于离别了久等一个多月的文化部招待所，车轮滚滚驶向草原青城，朝着梦想迈开了坚实的脚步。
曾有许多人问：“一个知名教授的女儿，音乐摇篮——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放弃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工作，偏偏要千里迢迢北上内蒙古去吃苦，那不是很傻啊！为什么？”苦嘛！既然那么多人都能生存、工作，为什么我就不能？是的，这里工作条件差，天寒地冻，不能常常吃到习惯了的喷香的大米饭，可口的上海点心……是的，在这片土地上，我和两个孩子经历了丧夫丧父之痛……但苦难历练了我们的意志，一切都挺过来了，我们总是记着那个年代最快乐的事和最难忘、最珍贵的友情，总是记着那最美好的音乐，记着那些纯朴可爱的孩子们和真诚支持我事业的好领导、好同事，和我们大家的孩子——内蒙古艺术学校，我真诚地爱着这一切。
一、呈示部：苦与乐
看到现在一幢幢新建的楼房、设备齐全的排练厅、音乐厅、琴房、教室，很难想象它的前身就是从青城东门外一片坟堆上建立起来的内蒙古艺校。当年几排简陋的小平房（教室、师生宿舍）、一个小小的礼堂、两间不大的排练室，迎来了第一批学子——音乐班、晋剧班。那时的创业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值得记忆的。
一群多么棒的小伙子
1958年4月，我来到这所学校，起初只在音乐班带3名钢琴专业学生（娜仁其木格、官布、白俊），后来接任音乐班班主任，开始和这些纯朴憨厚的孩子们在一起。啊！这是一群多可爱的孩子啊！可他们中有的却竟然曾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记得一次宿舍发生了火灾，那个“调皮捣蛋”的何其业勒图（刘兴汉）一次次地冲进火海，将同学们的铺盖抢了出来，自己却被烧了，还因此受了伤。
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为了坚持学习、生存下去，在师生们共同开荒（校门外的荒地坟堆）种地时，表现得那么积极卖力，他们不愧为农牧民的优秀儿女。收获的季节到了，上百斤的土豆麻袋压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让人看着心疼，但他们一个个却乐滋滋的，享受着丰收的快乐：“啊！好大的土豆，竟然有一个土豆1斤8两重……”最后被内蒙古博物馆拿去展览。
山洪暴发，洪水猛兽般冲来，淹没了艺校。我（当时的团支部书记）和这批小伙子们在朴实憨厚的总务处科长靳崇荣等的带领下，将当时学校最值钱的钢琴一台一台搬上了学校的最高点——礼堂舞台上…… 我们一直坚持到洪水淹没到胸膛，没有人叫苦、害怕……在文化局领导的呼吁下，公园的小船来了，亲人解放军来了，解救了我们，全身衣服湿透了，在歌舞团院里，大家换上了歌舞团的演出服……仍是一片笑声……
还是这些小伙子们，一个个才华横溢，悠扬深沉的马头琴声，热情高亢的竹笛声，充满激情富于乐感的三弦声……曾经是那样地打动过我的心。不久，我们的好领导宝音达来校长来了，我们总是能想到一起： “这样的青年人不入团，谁入？！”于是这些所谓的“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一个个成了共青团员，他们也是艺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并成为第一批留校的青年骨干教师。每月27块5的最低工资，仅能填饱肚皮，常常连回家看望父母的路费都没有，却无怨无悔，辛勤地在教学岗位上奉献着他们的青春，为自治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音乐人才。如今他们大多已年过六旬，有的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会永远记着他们，不会忘记那些铺路的人们。
路，记得吗？那条由小礼堂通向校门的煤渣路，那时是在校领导和后勤靳崇荣等领着师生们一锹锹挖平了泥土的路面，再用一车车拉来的煤渣铺就的，有路了，雨天不必踏着泥浆走了，当时大家欢笑着，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快乐!
那确实是最艰难的时代，创业就是那样的艰苦，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但艰苦并没有挡住大家前进的步伐，事业要发展，学校要发展，在宝校长等领导带领下，师生们硬是没用国家一砖一木，自力更生，自己挖土脱坯，盖起了一排排土窑洞。琴房多了，宿舍多了，可以上课练琴了！当时在国内有这样的艺校吗？
老阿爸
我们同样怀念那些可敬可亲的老阿爸——色拉西、铁钢、史德华，他们是天才的民间音乐家，是他们热情地手把手地把民族音乐的瑰宝传给了后辈，使我们的民族音乐代代相传，得以发展，他们与大家一起历尽艰辛，共创了学校的教育事业。
大学生
1958年初，我到艺校时，已有一批先驱者——大学生们，服从国家的分配来到艺校，他们是钟国荣、裘耀章、赵士芳、肖安南……可他们有的人因为热情、耿直，在左倾黑风猛刮的年代，竟被扣上右派帽子，下农村、住猪圈，工资降到最低，有的连饭也吃不饱，他们的心在流血啊！可他们没被厄运击倒，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外，与大家一起劳动、种地、盖房，仍然是孜孜不倦地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艺术的幼苗，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学校的奠基人。
二、发展部：激情燃烧的岁月
前 进
随着时代的步伐，艺校不断在前进，莫尔吉胡校长来了，辛沪光、包玉山夫妇来了，接着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和文艺团体的优秀骨干来了……吕宏久、陈佩明、张文慈、谷月明、王慈、吴葆娟、刘长福、巴音满达、宝音德力格尔、沈浮、陈克盛、沙痕……艺校的师资队伍不断地壮大，学生倍增，专业设置更多了，除去音乐，还有二人台、舞蹈、电影、美术……我们的好校长宝音达来同志有极强的事业心、责任心，他一点也不保守，总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是他亲自进京，要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和调来文艺单位的优秀骨干，还是他亲自送学生到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如云平、茹意莫德格……除此之外，学校还增设了预备部（附小），记得乌兰、哈拉（晨炜）、王春兰、贾瑞贞、王健，这些预备部的孩子多可爱啊！老师们十分辛苦，除了督促他们学习、练琴，还要在生活上照顾他们，给他们洗澡等等，真是又当老师又当娘啊。
这是艺校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老师们，虽然工资微薄，生活艰苦，却不计较个人得失，尽心尽力地培养艺术幼苗，为艺校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我们的好校长——宝音达来、莫尔吉胡为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和大家想到了一起，要建立内蒙古一条龙的艺术教育体系，即：大学——中专——小学。为了逐步赶上国内外的先进艺术教育，艺术人才要从小抓起，要建立大学部培养高级艺术人才。
那时领导与师生同住学校小平房，同吃学校大食堂，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通宵达旦地创作、排练，一起深入农村牧区体验生活。为了直接从农牧民的孩子中选拔优秀的艺术苗子，一起下到各盟、市、农村、牧区招生，他们没有领导架子，有什么话都可以对他们讲，艺校蒸蒸日上。
记得一次下牧区招生，坐着拖拉机颠簸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看到了黄羊，还有狼……可心里却很兴奋，我们又招收了一批少数民族的牧民孩子，很快乐！
记得一次次去牧区体验生活，住在牧民的蒙古包里，纯朴、善良、热情的阿爸、阿妈用喷香的奶茶、奶豆腐、奶皮子、羊肉款待我们。白天一起牧羊、洗羊、剪羊毛、挤奶……晚上围坐在蒙古包里喝着马奶酒，尽情地歌唱直到天明。一首一首，牧民们有唱不完的歌，歌声中流露着他们纯朴的真情，这是一个多么热情、多么可爱、多么有音乐天分的民族啊！
记得一次下牧区，一天晚上，在回到住宿的蒙古包时，我们迷了路，茫茫草原被黑黑的夜幕笼罩着，路在哪里啊！于是想起了牧民教会的办法，趴在地上听……终于听到了牧羊犬的吠声……顺着这吠声的方向终于找回了家，一幕幕，一幕幕，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多么快乐的日子！
那时在学校教学的任务极为繁重，我除了主要担任钢琴专业课的教学外，还上过钢琴基础课、视唱练耳、乐理、音乐欣赏，最多时一周36课时；特别是对一些农村牧区来的穷孩子（有的还是孤儿），白天上课，晚上灯下为他们补衣裤、做棉衣，让他们感到学校是他们的家，我们就是他们的父母，让他们身心感受到温暖、安心学习（他们许多人以后都成为了文艺单位和艺术院校的骨干），真是虽苦犹甜，因为能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苦难——浩劫
天空突然乌云翻滚，刮过来黑旋风。自从由我起草、艺校众多教工签名的那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党委”大字报开始，艺校天翻地覆了，大批领导、教职工、甚至部分学生也被打成为反革命、反党叛国的“内人党”。这些纯洁的、爱国的心在滴血……不幸的事接连发生，不少同志永久地离开了我们，学习雷锋标兵色音敖力布、勤勤恳恳的总务科长王国庆、还有我那耿直、坚持真理的丈夫陈克盛同志，只因为两句话：“林彪不像忠臣”、“江青搞八个样板戏不符合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因肝炎住院的他被拔去输液针管拖回学校批斗，直至折磨迫害致死，他那被打得鲜血浸透的棉袄，在我家小凉房保存了很久……
我唯一的财产——一大箱珍贵的硬盘唱片被砸碎，乐谱被撕毁或被抄去后当废纸给卖掉，琴不能弹，课不能上，真是呆了、呆了！心在滴血啊！7岁的儿子差点因“反革命小崽子”被打瞎眼，自我被打成“内人党’后,两个孩子与我一同关进黑屋，当有些人要对我动手时，9岁的女儿抱着我的腿哭叫：“毛主席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才让我免受皮肉之苦；7岁的儿子天真地建议：“我们挖地道到北京去告毛主席，我爸是贫农出身，不是地主、反革命。”面对可爱、纯洁、善良的孩子，我始终坚信“黑暗终要过去，光明定会来到”。
还要特别感谢食堂的董大爷、范大爷、郭大爷，出于他们朴实善良的心，常常在两个孩子出去打饭时，在饭下塞些肉和好的菜，并告诉他们: “你妈是好人，让她保重身体。”有些作为看守的诚实善良的学生也多次给“通风报信”,暗暗支持我，即使在最最困难的时刻，不少学生，如吴金山、张彩霞、陈立英、乌兰、贾瑞贞，还有许多好同事，都给予了不少的帮助和保护，还有我的好邻居王友珊夫妇，始终给我巨大的帮助……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好人，是他们帮助我们从苦难中走了出来。
三、再现部：——新生
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倒台，迎来了新中国的又一个春天，也迎来了艺校的新生，遭受摧残、千疮百孔的艺校没有垮，正直的人们踏着废墟继续前进，艺校仍然充满生机，师生队伍不断壮大，迎来了一批批各民族优秀学子，有的来自兵团，来自宣传队、农村、牧区；他们中小的（预备部）10岁，大的20岁，周虻、杨永胜、张少夫、姚思动、腾格尔、斯琴乌力吉、领春、敖包、张建华、李楠、鲁淑萍、马岚、郝继红、范志辉、张天宇、韩云杰、戴淑萍、许学东、图力古尔、常虹、王晓光、斯琴……至今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模样，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一个个是那么地渴望学习，渴望知识。
我曾担任过几届班主任，早晨6时去琴房，琴房已被先到的学生占满，琴房不够，走廊、院子也到处听到小提琴、三弦、二胡、笛子的声音，晚上10点从琴房把他们一个个赶回去睡觉，11点再去琴房又有不少人偷偷溜回琴房去练琴，有些孩子练累了就趴在琴上睡了。多可爱的孩子们啊！有时晚上十一、二点见我房内有灯光，还会来敲敲窗子，“莫老师！有没有吃的，实在饿了！”他们既把我当严师，又把我当慈母。还记得那个17岁的来自伊盟农村的蒙族小伙子杨永胜，入学前从未见过汽车，到学校时穿着10岁时的小衣服，全部铺盖是一张发黑了的羊皮……我好心酸！于是和孩子商量把我家最厚最好的被子给了他……憨厚的他只是笑着说不出话来，找到我家问我：“我帮您挑水好吗？”他非常刻苦，拉得一手好四胡，极有味、乐感好，还有极好的音乐听觉，成为我视唱练耳班的课代表。
我的专业学生们一个个也非常可爱，有很好的音乐天赋，图力古尔、常虹、斯琴、范志辉、韩云杰、郭栩然、王娟、萨茹拉、包小云……从小到大，不能一一列举，除每周两节专业课外，经常让他们参加演奏会，有机会就会带他们去北京，听音乐会、看比赛、参加比赛，经济困难的孩子我会帮他们出路费…… 放假时，一些孩子喜欢住在我家（回到农牧区没琴练），我们一起上课、听音乐、练琴、劈柴、砸煤、煮饭。当我有了文化厅分得的一套房子后，我家就有一间男生宿舍、一间女生宿舍，大家打地铺，那时我们就是一家人，真是十分融洽，其乐无穷。我的学生，现在有的在国外，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的文艺团体和艺术院校，更多的在内蒙古继续内蒙古钢琴教育事业，他们中有的已是出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副教授……
还记得为了给学生们更多的艺术实践机会，我带领学生们排练，去工厂、大专院校演出，在“文革”后文化生活匮乏的日子，我们的演出受到工人和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了普及钢琴教育， 我和儿子晓音及年轻老师一起还办起了业余钢琴幼儿班，大家劲儿很足，十分认真，受到广大家长的好评，我们又回到了以前那个快乐的年代…… 内蒙古艺校新生了，前进了，党、国家和群众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被评为“五四标兵”、“文化系统先进个人”；我国第一个教师节到来时，我又被评为自治区优秀教师，不久又获得了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铜质奖章。我，只不过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是一个做自己愿做、想做的事的平凡的钢琴教师。
尾 声
为加速内蒙古艺术教育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艺术人才的层次，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成立艺术高等学府——艺术学院的条件已趋成熟，在文化厅及教委的领导下，在艺校党委阿日贡书记具体带领下，成立了艺术学院筹备领导小组，进行了具体的筹备工作，我也参加了此项工作。前期我曾与沙痕、沈文奎等老师去东北3省及延边自治区考察，学习其他院校的办学经验。我还收集了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许多兄弟院校的资料，参加了成立学院的规划方案、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部分的起草工作（音乐部分）。1987年，终于得到了国家教委的正式批准，成立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师生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迎接我从北京带回国家教委的正式批件，内蒙古艺术教育又跨上了一个更高的新台阶。1987年学院迎来了第一批优秀学子：高敏、常虹、郭栩然、王晓光……等。
32个春秋，没有白白度过，它是永不言悔的人生历程。虽然离开，虽已年迈，但仍然常常思念着第二故乡，思念那里勤劳、智慧、善良的人民，思念我的好领导，好同事，和许许多多的好孩子们，甚至经常在梦乡里见到他们，这是永远不会失去的珍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