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校 与 我
母 校 与 我
李德才
时值母校50周年大庆，沙痕老师向我约稿。他是我的语文老师，我又像在母校作文考试时那样紧张。他说他可以为我改稿，我才敢斗胆弄笔。
我是1960年考入母校美术班的，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幼年开始拿毛笔学画，外祖父作为启蒙指导，并同时培养我自学的能力。
考入母校后，美术科主任桑吉雅老师不止一次问我：“你家里是不是有人教你画国画?”我回答“是”的同时，心中也暗自佩服这位老师的眼力和水平，也庆幸我没有考错学校。可是，在我入学的第二年，因形势的需要，我们班全班改学舞台美术。在我没进入母校之前，就养成了自学国画的习惯，小学、中学从未间断。所以，我在母校学习舞台美术的同时，仍然继续在课余时间自学国画。我每天都要画国画，包括学校的法定假日，每个星期天。学校作息时间很严格，平时晚上9点半必须熄灯。不能晚睡，我可以早起。那时，我是全校起床最早的人，我利用了所有的空余时间，仍然觉得时间不够用。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在刚刚画好的竹石上，题好了郑板桥的这两句诗，当我觉得还应该在画上再补一笔的时候，冻僵了的笔尖竟然把宣纸划了一道口子。当我想放下笔时，通红的手指也僵硬的不听使唤，才刚刚进入冬天不久，以后怎么办？我看着砚中结了冰的墨汁，这时才真的感觉冷，加上腹中饥饿，是来自内心的寒冷。
国家困难，厉行节约。美术班本有两个教室，冬天为了节煤，就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我占用了另一个没人用的空闲教室。刚入冬，墙上的冰霜就结了一寸多厚。我真不知怎样才能在这种温度下继续作画，怎样熬过这一冬。我一边搓着手指，脚趾也又有点麻痛，又跺跺脚，在院子里来回溜达，不知不觉走到学校的拉圾堆旁，我突然发现拉圾堆里有很多没有烧透的煤核，我用脚在上面划了两下，藏在里面的还有很多，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第二天，我拎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土筐和一个铁炉钩子，去捡煤核。一会儿就捡了一大筐，几天就在结满冰霜的大教室的墙脚堆了一座小山。一星期捡三次，连星期日的都有了。学生会的干部听说后，专门到我那里看了，在开学生大会时说：“现在国家困难，可是同学们的浪费很严重，如果你们不服气，就到李德才的画室去看看……”
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捡到煤核。因为，学校里的大龄学生也只有十七八岁，更多的是十多岁的初中班、预备部的小同学，有的小同学还尿床呢。在集体宿舍里要轮流值日，这些小娃娃怎么会烧炉子呢，半夜里又那么冷，谁也起不来捅炉子，多半都是睡前加一炉，一觉到天亮。这就产生了很多烧不透的煤核，这样就帮助了我。而且，只要我去捡，就能捡到，没人跟我争。全校师生只有我一个人用煤核。我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摸黑打开教室的门，进入冰冷的教室，再生好炉子，热气散开后，我再进入我的绘画世界。一直到学校起床铃响，我才回宿舍洗漱，再和同学们一起，开始一天正常的校园学习活动。
母校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就在我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他们的关爱、支持和鼓励下，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国画自学的也很顺利。在他们身上，让我感受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
有一天早上，天下着小雪，当我打开教室，突然一股暖气扑面而来。我奇怪地打开灯，这时我看到炉火正旺，旁边还多了一堆新煤。当老许再次走进来，微笑着往炉子里加煤时，我心中一热，鼻子一酸，眼睛有点湿润，泪水差点流出来。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成语中的“雪中送炭”四个字的真正含意。
老许名字叫许立，是学校专门负责每天早上给教室、排练厅、琴房生炉子的人。我自学国画的教室，不在他的责任范围之内，这完全是他自愿帮助我。后来，他担心我会比他起得早，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先把我的炉子生好，然后再去生别的教室的炉子。
作为教务处主任的迪之老师，很喜欢国画，经常到我的画室看我画画，并鼓励我。他在北京工作过，文化修养到底不同，很有眼力，他能在几张不同的画中选出最好的。当他发现我的困难，他就在每个星期六回家之前，把他教务处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我，让我星期日到他的办公室去画画。
毕业后，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联系。他调北京后，任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后来他让我称他为大哥，我们成了兄弟，在社会上，也一直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
于纯斋校长，他原是傅作义的部下，北平和平解放时随部起义。他实际是副校长，各方面的修养都很高。大家都很尊敬他，称他于校长。他也经常光临我的画室，他很少说话，看我作画时，总是微笑点头。开始我对他有点紧张，后来他来的次数多了，就慢慢熟悉了。他有时很关心地说：“天冷了，该加点衣服啦。”像家里的长辈一样，让人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分配来教小提琴的张大鲲老师，年轻，充满活力，待人热情、诚恳。来校不久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他是最懂国画的人，是我那时面对各种困难唯一能交心的人。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鼓励和帮助。他有时来我这里看我的新作，有时我去他那里听他的新作。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拉给我听他新作的曲子《莲花镜》，我现在还记得这首乐曲的旋律。
我每个假期回家，路过北京都要停留，看看展览，再观摩故宫里的古画。他知道后，让我住在他北京的大方家胡同的家里，由他带我到处游览观摩，会少走很多冤枉路。那年正月十五，去北海公园观灯，他紧拉着我和徐英的手在人海里穿行，怕被挤丢了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现在看来，这对于丰富人生阅历，提高艺术修养，也是必不可少的。毕业后，我们友谊天长地久，他喜欢我叫他“大鲲兄” ，一直帮助我，来往不断。
这些都是我在母校时的良师益友。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出国以后，我以专业国画艺术家面世，全部精力投入中国传统绘画的探索和创新中。现在看来，我的自学成果远远超过了在母校的主课成果。但是，在我出国之前，我一直是从事舞台美术设计工作的，这是我在母校学的主课。
我的主课在美术科老师的辛勤教导和耐心传授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母校学到的西洋画的基本课程，为我以后的中国画创作，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我在母校以优异成绩毕业，令我以后进入社会工作时，得心应手。
我1964年毕业时，开始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深处的额尔古纳右旗乌兰牧骑。后来调到呼盟民族歌舞团任美术设计、包头市歌舞团任美术设计，1975年经考核，调入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任美术设计。
一次偶然机会，我在中央民族歌舞团舞美队一个柜子里发现了几十张舞美设计图，上面标明地址、单位和姓名。大部分是省级文艺团体的，也有美院的研究生、戏剧学院的舞美本科生。他们都是曾在我来团之前参加考核而没被录取的。
在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考核中，我只是内蒙古艺校的中专生。但是，我战胜了所有对手，通过了舞美队的严格审查，顺利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我刚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时，我发现他们以前每搞一场晚会，都要在外单位借调七八个人（其中有八一电影厂、总政歌剧团、京剧团、评剧团的设计和美工），搞出的效果并不能令导演和领导满意。我熟悉了环境之后，我的设计图基本上是一稿便能通过。
导演和领导审查通过后，我担心别人绘景水平不够，会降低舞台效果，整个绘景工作也由我自己承担。
在1984年国庆35周年时，我一个人为中央民族歌舞团设计了两个整场晚会，同时，还承担了主要的绘景工作。
回想以前他们搞一场晚会借七八个人还搞不好的水平，我觉得，如果没有母校过硬的专业训练，我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直到现在，我仍然保留着那两场晚会的节目单。
我从母校毕业后，直到出国之前，我一直是一边要完成好本职工作，一边要抓紧业余时间自学国画。可能有人会想：李德才同时搞两类艺术的创作，还都要搞出名堂，怎么可能呢？
这里有个秘密，是学术上的不为人知、却常常被人误解的秘密。我先不讲学术，只讲一个现象：在中央民族歌舞团里，我和另一个舞台美术大学本科毕业生同时各搞一场设计，他的图画了20天的时间，经过三次审查，导演没通过。我的图只花了半天时间就完成了，导演立即通过。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因为我不单是舞美设计，同时又是国画家。曾经是著名的“东方红大歌舞”设计的总政歌剧团的舞美设计孟宪成，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我合作之后，便多次说服我调到总政和他一起工作。我想，他就是看中了我的工作效率。我所搞的两类艺术是相辅相成的，我国画的水平越高，舞美工作的效率也就越高。一般的人只看到我利用时间的表面现象，却不知这两种艺术的内在联系。须知，西方近代艺术大师毕加索和米罗，他们也同样是舞台美术大师。
母校给了我一双坚硬的翅膀，我才能在美好的世界自由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