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漫 从 艺 路
漫 漫 从 艺 路
董凤茹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洗礼，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迎来了她的50华诞。在庆祝建校50周年的欢乐日子里，作为1960级 学院首届美术班毕业的一名学生，回眸当年校园内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依然令人感怀，令人难忘。
艰难岁月与激情年代
我出生于通辽市一个贫苦的家庭，父母都是诚实善良的手艺人。多年来，他们依靠微薄的收入，养活着我们姊妹6人。我作为孩子中的老大，从小就饱尝了家庭的贫困和旧社会的黑暗之苦。新中国成立后，才使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获得了彻底解放，也使我们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1960年初中毕业后，正好赶上内蒙古艺术学校招生，我经过严格考试，被学校美术班录取。
我们美术班，是全校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班。平均年龄2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25岁。由于当时学习任务重，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开学不久，便有部分同学被淘汰，还有几个同学应征入伍，最后只剩下了18个学生。
当时校长是宝音达来老师，班主任是乌力格。我们所学的专业为舞台美术设计。美术课开设的课程有：基础课、素描、色彩（水粉、油画）、国画。授课老师为乌力格、桑吉雅、伍长智、李天际。舞台设计课开设的课程有：舞台设计、化妆、服装、道具、绘景、灯光等。授课老师为那木吉勒、鲁林宝和费惠芝。所有这些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均毕业于全国不同的艺术院校，他们年富力强，才华横溢，为培养我们这批学生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和严峻考验。为缓解财政压力，合并或撤消一部分艺术院校，刚刚组建3年的内蒙古艺术学校也面临着是保留还是被砍掉的两难选择。关键时刻，时任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和文化局副局长布赫，高瞻远瞩，从培养民族艺术人才的高度着眼，力排众议，才使内蒙古艺术学校得以保留了下来。
但毕竟学校才组建3年，各种基础设施尚不齐全，加上特殊的困难年代，注定使这们这批学生经历了更多的困苦和磨难。刚入学时，女同学们都住进了学校大礼堂内的木地板上，晚上睡觉就是一个大通铺，一个挨着一个。虽然当时冬天的气温在零下摄氏30多度，大礼堂的墙壁也是四面透风，但大伙儿挤在一起，似乎并不感到特别寒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并为即将开始的校园生活而激动不已。
每周的学习课都排得很满，除去理论课，还安排了许多野外写生课，我们或上山或到乡下去，往往一走就是几十里的路，同学们在一起，既有一路欢歌的快乐时光，也时常被饥饿折磨得头昏眼花。有时为减缓饥饿带来的痛苦，个别同学还做过梁上君子，在夜深人静时，偷偷跑到老乡的庄稼地里去拔萝卜、摘辣椒吃。有一年寒假，顾德青同学回海拉尔过年，返校时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路上冷饿交加，加上衣衫不整，在呼市下车后，竟被车站稽查队当成“盲流”给抓了起来，后经学校派人交涉，稽查队才把他放回学校。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师生之间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纯真的友谊和无私的关爱。高年级的同学主动对新入校的同学进行辅导，还经常带着他们到数十里外的乡村，参观学习。尤其是同学之间，不分班级，不分年龄，不分性别，都亲如兄妹；老师更像父母亲那样，关心我们，教诲我们，偌大的校园，百余名师生，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彼此关爱，和睦相处……
50年过去了，经过全体教职员工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往日简陋的校园，已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园林式艺术殿堂。这里教学设施完备，育人理念先进，专业门类齐全，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已达数千人。数十年来，母校先后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艺术人才，且大都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我为母校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自豪，亦为我曾是这里的一员感到骄傲。
个人经历与艺术成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不管是做人，还是作画，我始终把屈原的这两句诗，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就我本人而言，回想这数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和作画感悟，可总结为四个第一：一是1960年在全自治区，我是考上艺术学校美术班的第一个女生；二是在全校数百名学生中，我是第一个被学校破格录取的妈妈学生；三是在全班28个学生中，我是基础知识最差的学生；四是这么多年从未荒芜画事，先后创作各类艺术作品数千幅，是第一个携带百余幅作品回校汇报展出的学生。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年到哲盟招生的刘化非老师和乌云老师，是他们俩力排众议，才录取了我这个特殊的学生。因为我在1958年初一时就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所以当我接到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激动之余，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做出痛苦的抉择：是放弃学业，还是丢下尚在襁袍中的儿子，到千里之外去求学，最终我选择了后者。我的公婆、母亲，包括所有的亲友，都竭力反对。就在我面对亲情和学业进退两难的时候，我远在广州部队服役的丈夫却给了我坚定的支持，他写信鼓励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都不要放弃这难得的机遇。”也正是在丈夫的全力支持下，我才最终战胜自我，决定丢下孩子，去完成学业。
记得离家的那天上午，孩子还在发烧住院，我便忍痛抛下幼子，含泪踏上了西行的列车。途中，由于思子心切，泪水不断，似乎耳畔不停传来孩子的哭喊，有几次我都想跳下火车，返回家去……火车到了北京后，因为在北京要等一天的火车，同学们就结伴去故宫和北海游玩，而我没有心思，则孤零零地坐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看行李。
入学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建校劳动，白天干活累，倒没怎么特别想家，但一到夜里，我就经常失眠，想家，想孩子。家里来信告诉我，孩子天天哭着找妈妈，有时哭急了，头就往墙上撞，孩子哭，爷爷、奶奶也跟着哭……每想到这些，我通宵地睡不着觉，并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跑到野外对天流泪。
但一到白天，我就装得和没事人一样，和其他同学们一起上课，一起劳动，一起到野外写生和参加各种活动。在班里，因为就我一个女同学，而且年龄也比其他同学大几岁，所以，同学们都叫我“董大姐”。但就是我这个大姐姐，虽然学习很用功，但由于基础太差，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是全班倒数第一。为此我感到非常难过，但老师和同学们却没有一个人瞧不起我，而且他们还都乐意帮助我，也正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心帮助和鼓励下，使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直到毕业，不管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我都基本保持在中上游的水平。
记得当时最艰苦的季节是在冬天，尤其是野外写生课，我们常常顶着漫天大雪，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步行到呼市南门外写生，站在没脚深的雪地里，一支起画架，就忘记了时间。由于太过投入，手脚冻木了，身子冻麻了，都浑然不觉。有很多同学的手脚被冻烂了，有的甚至落下了终身疾患，但就这样，我们4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一路走来，用顽强的毅力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在战胜了自我的同时，也经受住了缺衣少食和严寒疾病等各种考验，圆满完成了学业。
1964年9月，美术班18名同学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走出了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大门，我们都为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而感到高兴和激动。但我一回到通辽，我却为自己的工作担忧起来。因我是个女同志，还带着小孩，加上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又体弱多病，所以联系了多家单位，却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接收我。直到一年后，我才作为一名编外人员，被分配到了通辽市文化馆，做一些诸如收发报纸和打扫卫生的杂务。但即是这样，我也感到非常满足，毕竟有了一份工作。
1973年6月，批准我随军后，被调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文化馆工作。1976年1月，我又参加了洛阳市西工区文化馆的组建工作，并从文化馆一般工作人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先后担任文化馆馆长和党支部书记。洛阳地处中原，十三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书画强手如林。在文化馆工作的数十年间，我一边从事基层文化工作，一边虚心向名家求教，见缝插针，笔耕不辍，在悉心研习西画的同时，学习中国画技，并多有长进。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河南省民间美术学会理事，洛阳女子书画院副院长。
在家庭生活中，我作为妻子、儿媳和母亲，也经历了诸多艰辛和磨难。尤其是从1973年到2006年这33年间，我上有公婆，下有儿孙，婆婆1985年病倒后，瘫痪在床10年，我悉心照料了10年，端屎端尿，喂汤喂药，直到把婆婆和公公养老送终。因孝敬公婆，关爱儿孙，我的家庭多次被评为洛阳市“五好家庭”，我也曾荣获洛阳市 “敬老好儿女”二等奖。从1999年开始，我又悉心照料身患尿毒症的丈夫，直到丈夫不幸离我而去。
1991年9月，也就是在我走出内蒙古艺术学校大门28年后，作为母校的毕业生，携带百余件美术作品，专程从洛阳赶往呼市，在学院举办了汇报展览。在呼市期间，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内蒙古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内蒙古美协等单位联合为我举行了“董凤茹绘画创作”大型座谈会。《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报均给予了长篇报道。此次展出，也受到了有关领导、书画界同行和广大参观者的好评。
199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我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以毛泽东主席肖像画为内容，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63件作品，在央视“夕阳红”栏目中播出，受到了全国电视观众的注目。
缅怀峥嵘岁月，令人感怀；展望美好未来，更让人感动。如今我虽已年近古稀，但作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首届美术班毕业的一名学生，在母校喜迎50华诞的欢乐日子里，我从数十年创作中精选的二百余幅作品的《董凤茹画选》（上、下集）也结集出版，又历时数月，精心创作了一幅《洛阳牡丹》，一并献给我的母校，以表达一个学生对母校的深深敬意。
愿我的母校——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祖国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人才，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